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里,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几乎掌握了天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而缺乏制约的君权在古代一直都十分任性,酿成无数惨祸。然而即使是这样,古代依然出现了许多以仁慈著称的君主,例如宋仁宗、明仁宗等等。
仔细研究这些仁君的生平会发现,有一位仁君很多作为不仅与仁君沾不上边,甚至可以说是刻薄寡恩、天性凉薄,那便是西汉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都做过哪些刻薄寡恩的事情呢?
一、暴怒杀人
根据《汉书》记载: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籓臣礼,称疾不朝。”
汉文帝时,吴国太子刘贤(名字有争议)来长安朝拜,跟年纪相仿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在一起饮酒下棋,结果刘贤娇纵跋扈,下棋的时候对待刘启不恭敬,血气方刚的刘启居然直接举起棋盘就把刘贤给砸死了。虽然汉文帝大为震惊,却没有惩治刘启,只是派人将刘贤的遗体送回吴国去埋葬。
遗体到了吴国之后,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同姓一家,死在长安就应该葬在长安,何必送来吴国下葬呢!”又把遗体送回了长安下葬。吴王从此以后就不再恪守藩王的礼节了,称病不肯入朝。汉文帝自知有愧,便默许了他的行为。
虽然这件事是吴国太子失礼在先,但刘启直接杀人的方式着实有些残暴,而且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西汉当时实力最强的吴国的不满,为日后吴楚七国叛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二、冤杀恩师
《汉书·袁盎晁错传》记载:“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在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充当他的智囊,陪伴教导他,实打实的是刘启的恩师。刘启即位之后,晁错更是深得宠信,逐渐升迁至御史大夫,朝政上的事情也几乎对其言听计从,几乎搞成了“二人转”。不过,晁错也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提出了很多优秀建议策略,例如,主张纳粟受爵,从而增加农业生产;提出“**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
然而,晁错为巩固中央政权而提出的“削藩策”操之过急,成了各诸侯国起兵叛乱的导火索。原本就对中央不满的吴王刘濞就联合了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等六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这便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一时间,晁错成了众矢之的,汉景帝翻脸无情,在晁错上朝的时候突然下令杀掉他而且用的是极其残酷的腰斩刑法。
晁错被杀毫无疑问是个冤案,后世对于晁错被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汉景帝冤杀恩师的罪名是洗脱不掉了。
三、逼死亲子
汉景帝早年宠爱嫔妃栗姬,两人育有三个儿子,其中刘荣为长子。由于皇后无子无宠,因而刘启没有嫡子,刘荣便顺理成章的被册立为太子。后来在汉景帝姐姐、长公主刘嫖和汉景帝另一位嫔妃王夫人的暗中操作,加上栗姬性格直率、不大度,逐渐失宠;汉景帝最终废长立幼,将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立王夫人的儿子刘彘(刘彻)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而刘荣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位被废掉的皇太子。
虽然根据《史记·五宗世家》中的记载,刘荣是因侵占宗庙土地获罪而被当时的酷吏郅都给责问逼死的,但从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刘荣死后汉景帝的反应来看,史学界普遍认为刘荣是被汉景帝逼死的,目的自然是为新太子刘彻登基铺路。刘荣是汉景帝的亲生儿子,逼死亲生儿子怎么看都不是仁君的做法。
四、苛待功臣
汉景帝明知道杀掉晁错根本不可能平息叛乱,但他还是杀掉了晁错,不过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备战,他任命大将周亚夫为平叛的统帅,前往山东平叛。
由于汉景帝弟弟、梁王刘武的坚守和大将周亚夫的出色指挥,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声势浩大,也仅仅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尤其是周亚夫,他在这次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可谓是居功至伟。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的次子,虽然汉文帝猜忌打压周勃,但他对周亚夫却委以重任,《史记》中汉文帝称赞他为“真将军”,而《周亚夫军细柳》也成为千古名篇,成为将帅治军严整的优秀典范被后世传唱。
周亚夫治军严整、军事才华卓越、为人直言持证,可以称得上是汉景帝时期国家的军事支柱。但是,周亚夫却因为直言持证、不畏权贵的性格作为而受到了汉景帝的猜忌,后来更是受到儿子买甲盾的牵连,被冤入狱,因受不了屈辱绝食而亡。汉景帝在对待周亚夫的问题上虽然有多方面的考虑,但处理结果令人不寒而栗,苛待功臣、刻薄寡恩的帽子是摘不掉了。
那么问题来了,干过这么多刻薄寡恩之事的汉景帝为何历史名声反而很好,甚至得到了仁君的称号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与其父汉文帝刘恒共同缔造了古代大一统时代的**个治世——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顾名思义,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两代在位期间治理天下的成果。文景之治的美名最早出自《汉书・景帝纪》“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然而史学们提到文景之治大多把汉文帝作为重点,汉景帝则是因为史籍中的一句“景帝遵业”成了汉文帝萧规曹随的继承者,加之其刻薄寡恩的事没少干,其子汉武帝光环太亮,汉景帝甚至被后世看成是庸主、中主。实际上,汉景帝和雍正帝及其相似,都是容易被忽略,但起了承上启下关键作用的君主。
汉景帝在文景之治起到的关键作用有哪些呢?
一、继续“轻徭薄赋”并成为定制
西汉建立之初,整个天下经历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战乱分裂,之后又遭遇了十几年的秦朝暴政、三年灭秦战争、四年楚汉争霸,社会民力已经透支到极致,国家经济十分凋敝。因此,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依据道家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这个政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汉文帝时期曾经两次下诏“除田租税之半”,将汉高祖时期的田税从“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指农民田亩收成的三十分之一上缴国家。
景帝二年(前156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汉景帝继续执行了“三十税一”,更重要的是他从此将“三十税一”作为汉代的固定政策,这是中国古代田税最低的时代。汉文帝时期曾下诏“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汉景帝在前155年又在其父的基础上,将成年男子服徭役最低年龄提高了三年,减少了百姓服徭役的整体时间。
二、严厉抑制豪强
汉文帝崇尚黄老学说,注重“无为而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农业生产,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因为在“轻徭薄赋”、“弛山泽之禁”等政策下,占有土地最多的豪强地主获利最多,而汉文帝过于宽厚的性格和施政风格无疑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这些豪富、功臣、地主们逐渐膨胀,占有社会大量财富,使用着数量极多的奴婢,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还疯狂地兼并着土地,导致大量的自耕农民破产流亡。
汉文帝其实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曾经重用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等等。然而,贾谊的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们的利益,被他们指责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汉文帝为了谋求朝局稳定,最终无奈将贾谊流放到了当时还非常潮湿荒芜的长沙,贾谊怀才不遇、抑郁而终,死时年仅33岁,为后世留下了“屈贾谊于长沙”的叹息。
汉景帝即位之后,在抑制豪强的政策上明显要比他父亲严厉的多,面对豪强权贵毫无惧色,采纳晁错的建议,重用了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扁不法豪强。《史记》、《汉书》均记载过当时的情况,称“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等。极大地打击了豪强权贵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维护了耕农的利益。
三、积极改进其父废除苛法的不当之处
文景二帝都比较能够吸取秦朝短命的经验教训,对于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一些过于严苛的法律。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就发生在汉文帝时期,促使汉文帝废除肉刑中的黥、劓、刖三种,后来又废除了连坐法和诽谤妖言罪。然而,汉文帝虽然刑法仁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问题,甚至不仅没能实现减轻刑罚的目的,反而加重了。最为典型的就是废除肉刑之后的替代刑罚。
这里解释一下,黥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炭,成为犯罪标志再也洗不掉;劓刑则是将犯人的鼻子割掉,严重影响颜值、侮辱人格;刖刑是指指砍掉犯人的左脚、右脚或双脚。很明显,这三种肉刑会让受刑人留下永久性的标签,对其人格造成极大侮辱。
上图_ 明嘉靖八年国子监刊本【前汉书--刑法志】
汉文帝废除这三项肉刑之后,改用笞刑(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和服徭役的刑罚,具体规定是:黥刑改成修城墙(男)、舂粮食(女),劓刑改成笞三百下,刖刑改成笞五百下。
表面上看,刑罚的确减轻了,但根据《汉书·刑法志》 的记载: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
可以看出,汉文帝及其手下的大臣在制定笞刑数量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犯人的承受能力,被笞刑三百到五百的人大多数被当场打死了,侥幸活下来的也成了残废,汉文帝的仁慈被执行变了味。
汉景帝很明显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即位后立即下诏:
“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他将笞刑的数量先后两次减少,最低降到了一百,还明确规定了受刑部位必须是臀部(此部位肉多肉厚,抵抗力强),笞刑的刑具规定了长度、宽度和厚度,还不准有竹节以免打的时候太疼,行刑的时候中途不得换人(指的是**者不得中途换,这样打累了之后,力度会越来越轻,被打者就越来越轻松),在这些更加具体实用的规定下,刑罚彻底减轻了,因此绝大多数都能保证活下来,不变成残废了。
此外,汉景帝还强调用法的谨慎、借助“卖爵令”及“黩罪之法”等有效措施,给特殊罪犯一些照顾。
可以看出,汉景帝的施政风格是在“无为而治”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法治”的影子,真正将轻徭薄赋、减轻刑罚等仁政措施落地实处,让广大的底层百姓得到了些许好处。他那些刻薄寡恩甚至有些残暴的行为则是集中在统治集团内部,与百姓无关,而且客观地说,虽然汉景帝的这些刻薄寡恩的做法虽然的确有他的过错,但他更多的是在保证权力是顺利交接、维护国家统治的稳定(为汉武帝刘彻的顺利即位),与其贡献比起来,微乎其微。
该行仁政时措施得当,该杀伐果断时毫不留情。总体上来说,配得上仁君之名。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成功延续了文景之治,为西汉政府和汉武帝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成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威震四海的巨大动力。
事实上,历史上也不存在真正的仁君。在封建社会的框架下,一味的仁慈忍让也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会出现养虎为患的现象,前秦宣昭帝苻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文:博陵清河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徐卫民《古都西安:文景之治》2007
[4]王立群《百家讲坛:文景之治》2016
[5]刘宇辰、王绍东《西汉景帝朝改革与汉景帝历史地位新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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